据权威媒体透露，中国方面让人在限制中国教会生活的问题方面看到了一线开放的可能。而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在谈梵蒂冈东欧外交政策时重申，主教是牧人、不是政治生活主角
GIANNI VALENTE罗马（ROMA）
在中国和梵蒂冈之间关系悬而未决的问题中抛出最新一招的中国人，利用其渗透到媒体中消息灵通人士“透露”为工具。据香港亲中媒体《文汇报》星期四撰文，被喻为“接近（中梵）谈判”的匿名消息来源指北京已经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天主教主教任命问题向圣座提交了一份协议，并在二O一五年初等待回复。这篇文章的内容在加上了中国宗教政策问题专家的声明后，被人民日报所属的环球网英文版转载。这样，这一信息便更加强烈而迅速地传达到了所有相关人员，包括台伯河对岸，即梵蒂冈。
香港媒体匿名消息来源所透露的就像在媒体抛出的传统的“探测球”。以前，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的官员们利用媒体透露其关于中梵关系问题的意愿。这样，中国有关部门借此敦促圣座的举动——迄今为止，圣座既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文章中的内容；泄漏出了希望就具体问题恢复相关谈判的急切心情。同时又传达出了有待诠释“迹象”的信息。
《文汇报》文章还谈到了中国赞赏教宗方济各在从罗马飞往韩国专机上谈及“美丽与尊贵的中国人民”的讲话。还淡化了圣座与台湾的外交关系问题，文章表示：在这一点上，梵蒂冈官员们似乎也准备好了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一旦北京和梵蒂冈谈及直接外交关系时立即付诸实施。谈到主教任命这一关键问题，文章泛泛地指出了中国和圣座可能达成共识的两个可能。第一个是教区通过现行“民主”程序选出候选人，报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和国家宗教局备案。最后，在通过外交渠道获得圣座批准后才会祝圣。第二种假设是向圣座提交两名候选人，如果没有任何一人获得梵蒂冈认可，那么重新选举两名新候选人。就这一敏感话题，北京传达的信息似乎是清楚的：主教任命问题以二OO六年至二OO九年中梵谈判工作的假设为准。当时，圣座与北京的双边谈判已经到了收尾阶段，根据协议中国将不再举行非法主教祝圣，即未与罗马主教共融的非法主教祝圣。二OO七年教宗本笃十六世致中国天主教徒的信中，希望“与政府就主教候选人任命等问题达成协议”。
接着，《文汇报》文章还称梵蒂冈希望将谈判内容扩大到政府机构的去留问题。上述机构，指的是政府限制、试图“从内部”管理教会生活的机构，如爱国会、主教团。文章继续指出，圣座质疑此类机构的存在、希望能够将其取缔。香港媒体强调，“这是不太可能的”、达成共识“是有困难的”。但承认“中国天主教爱国会问题不是不可以讨论，新的历史条件下可以有新的历史使命，爱国会未来或许会改名，以更适合时代背景的组织出现”。
《环球时报》网络英文版再次抛出这篇文章的内容时，两位中国学者否定了短时期内解散爱国会，但表示变化是可能的。上海社会主义研究中心沈贵平假设，爱国会的改革是将其变成“独立团体”，发挥政治当局与教会成员之间桥梁作用。 上海社科院宗教研究所所长晏可佳强调了爱国会是“历史遗产”。但只限于补充说取缔它“不能作为”中国和梵蒂冈之间“建立外交关系的先决条件”。
确切地说，两篇文章中都指出爱国会地位以及功能是圣座和北京之间可以谈判的。这在以前中国官员和官方发言人、学者的表达方式中是前所未有的。确保爱国会继续存在的迫切揭示了十分具体的忧虑：这样的官僚机构与中国权力阶层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养着数以千计的公务员；其未来命运的各种假设都要从长计议。拉青格教宗的信中也重申，爱国会“要凌驾于主教之上、领导教会团体生活是不符合天主教教义的”。但没有说要把取缔爱国会作为展开对话的先决条件。为通过重新审议其章程、将其变成一个教会和政府之间的联络工具留下了空间。
《文汇报》文章包括了许多梵蒂冈方面至少要核实的开放。与此同时，新言论有助于捕获北京与圣座未来接触的背景。中国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在将基督信仰与佛教和东方宗教进行对比时表示，“我在美国时曾在教堂外坐了一整天，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情景：人们总是愁眉苦脸地进去，神情轻松地出来。后来我才渐渐了解了其中的奥秘。久而久之，他就变成了一个健康的人，心态和心灵特别健全的人”。而且，福音中的“神是以一种血淋淋的、受苦受难的形象出现的”。“西方宗教的神在受苦，人民不受苦”；“东方宗教的神在享乐，人民在受苦”。
而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刚刚就梵蒂冈与东欧各共产党国家关系历史发表的讲话中谈到了主教选择和任命问题，可能适用于中国教会现状。帕罗林枢机在纪念前圣座国务卿奥古斯蒂诺·卡萨罗利枢机的研讨会上指出，“对圣座东欧政策的批评中有一共同点”是“圣座在选择主教问题上可能犯了错误。确切地说，候选人并不是那么坚定地反对独裁政权。但圣座的目的是牧灵，不是政治。圣座并不希望主教履行持不同政见者的职能，将政治放在他们活动的中心，而是要让主教作为牧人把人放在牧灵工作的中心。一名候选人是根据其追随福音、对罗马的忠实被评判的。需要致力于灵修的人，而不是在公众生活中充当角斗士的人物（……）。一位好主教是从其牧灵工作中看出来的，而不是其外在怎样抵制独裁政权，尽管这也是有必要的”。
